2013/05/18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the horrible American”﹞

這幾天
不小心打開了謝兆樞老師的文章

自此就像聽到了美妙歌聲的水手一樣

眼睛轉不開,一篇一篇的全部看完了

明明在學生時代就聽老師在課堂上說過了

可是就是停不下來

雖然這個Blog的主旨是一些 “咖啡雪月” 的東西

但是太喜歡這些文章了
所以徵求了老師同意
把他們放在這裡,作為保存及分享
希望有更多人和我一起咀嚼老師故事背後的種種

所有文章的權利來自:謝兆樞老師

原文出處:Jawar Lion Note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the horrible American”﹞這篇文章對我來說又有不同的意義

去年暑假旁聽 Macrobiology 時
兩位上課的老師  Dr. Andrew J. Howard Dr. Joseph Orgel


因為這個故事的兩個主角

針鋒相對了起來

看著台上的 蘇格蘭人 和 美國人 之間的明槍暗箭
我想起了關於 萊布尼茲和牛頓的微積分故事
也需再過個幾十 一百年 
我們對 DNA 的發現  會有不同的看法
而身為同一時代的我們

就好好地把故事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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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the horrible American”﹞ -謝兆樞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 the horrible American”﹞﹝之ㄧ﹞


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

1. 楔子

Brenda Maddox (2002) 寫的“Rosalind Franklin – The Dark Lady of DNA”﹝DNA光環背後的奇女子 楊玉齡 譯﹞一書中,從第十五章“O My America”開始,描述 Rosalind 在1954年之後,終於走出陰霾,因為在“碳”(carbon) 有過出色的研究,而受邀前往美國,在美國颳起了一陣不小的旋風,追風者、仰慕者不計其數,這期間,她結交了不少的美國朋友,James D. Watson也頗盡地主之誼,開車載著她走訪各地;Rosalind來美專訪的經費,James D. Watson也憑藉他那時聲譽日隆的身分,出力不少;對當時Rosalind正著手研究的 TMV (tobacco mosaic virus) RNA,兩個年輕人也密切地討論了很多可能的合作,先前在英國劍橋的恩怨似乎一筆勾銷。

Brenda Maddox 寫了七本傳記,對於“新生命”的描繪,總是入木三分,讀來就感覺人生希望無窮,否極泰來必是人生常規;然而,當Rosalind旋風嘎然停止,她抱病匆匆趕回英倫就醫,並且必須立即面對死亡時,那些絢爛的美國夢也頓時消退,其實是她不必在眾人之前再苦撐“風度”,此時潛藏在內心的創傷自然浮現。那時,真正可以撐著她的朋友,除了 Aaron Klug之外,就數 Francis Crick 和他的妻子Odile Crick。至於James D. Watson,她從未高攀他為朋友,她最常說他是“那個可怕的美國人”(referring to him at times as “the horrible American”)。

2. James D. Watson在Academia Sinica Lecture


James D. Watson 2007年新作 "Avoid Boring People".

四月二日 15:30~17:00,去氧核醣核酸 DNA 結構的發現者之一,1962 年諾貝爾獎得獎者 Dr. James D. Watson 終於駕臨中研院以 “Making Science Thrive” 為題,現身說法當年與現在。首先,他那“帶著鼻音的哼哈聲,笑得連牙齦都露出來” (a snuffling snort that showing a lot of his gums),給人極深刻的印象。

這個演講,是根據他2007年的一本新書 “Avoid boring people” 裡的一些章節段落,泛談如何做好 (manage) 一個不讓人感覺乏味的科學家。這本書是82歲老人的著作中,比較像自傳的一本,從他小時候說起,重點都是風燭之年的經驗談。如果我們能不因人廢言,短短的一個多小時的漫談中,是可以聽到一些真知灼見,這也不愧是學海翻騰一條龍最後﹝?﹞的真心話。

老人語重心長的說,要做一點事就得趁年輕、要趁早 (Do something when you are young; Do something early when you are still young)。這句話最是讓我興奮。我記得我每年在講授“分子遺傳學”前,講這個大故事時,我都會要學生去看老人在 “雙螺旋”(Double Helix) 一書本文最後一句話 ── “I was twenty-five and too old to be unusual”。我們的中文翻譯本大致都譯成“我已經是25歲,已過了標新立異的年紀了”。我總是請學生聽完完整的故事後,好好思考老人當年講這句話的意義。我自己內心裡一直有我自己的翻譯,20多年來,也有少數學生願意跟我分享他們自己的感受。2008年9月,我在法國保羅薇樂熙 (Paul-Vélery) 大學修課的第一個週末,我就殺到書店去找“雙螺旋”的法文譯本﹝60歲了,還有這種興致與心情真好!﹞。

我急於想知道我內心裡的翻譯是否有道理,這是超出英文字面,這是對這個人的澈底的了解。當我在書架上瞥見“La double Hélice” 一排字時,你能想像作為一個長久以來的“說書人”,對自己在大故事人物所注入的感情與掌握分寸的考驗,就在當下會在另一種語言的詮釋裡尋找到證據時的心情?我是如何迫不及待翻找那句話,當那句法文 “J’avais ving-cinq ans et j’étais trop vieux pour être intéressant”映入眼簾的霎那,我滿意地笑了,我滿意我這說書人的直覺,付了錢買下我的“證據”。四月二日在中研院會場聽了老人的夫子自道,我真的是有“感動到”!各位看官,你心中的翻譯可有結論了?
老人家又說,…﹝待續﹞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 the horrible American”﹞﹝之二﹞

Dr. James D. Watson

老人家又說,在大學唸書最重要的是學習“如何思考”(college is for learning how to think),學習探討現象“為何”(why?) 發生的原因,比起記誦很多的事實 (fact) 來得重要。

他在回應一個碩士生的提問時,講得相當好。學生問他,如果他在實驗遭逢失敗,會有何種感受。老人說失敗乃兵家常事,他就曾在RNA的研究上徹底失敗,於是他就轉去做核醣體 (ribosome);他覺得專注於單一的研究不見得是好;在他的書中,老人家更有延伸,他覺得學生應該多修習有興趣的課來拓展視野,如果成績仍舊無法拿到全A,那只是他們還沒開竅 (they likely have not yet found their intellectual calling),要多耐心地學習,用來儲備可以發展的領域。

老人家很強調“洞察先機”。要在時機的高峰到來之前,就能先抓住它。選擇研究目標要在它的時代之前 (choose a research objective apparently ahead of its time);就任重要職位,要在人生高峰之前;學生應選擇年輕的指導教授 (choose a young thesis adviser) 等等,的確都是暮鼓晨鐘之言。

他也回應有關大科學 (big science) 與小科學 (small science)。早年,做研究單打獨鬥,關起門來做自己的課題,這是小科學;可是時代在改變,多半的研究資源都傾向支持團隊的研究計畫,這是大科學。結合團隊的能量,是可以挑戰大題目、有潛力的課題;但老人家也提醒,務必選擇跟自己一樣優秀的成員來共組團隊,這樣才可以相互砥礪,免除失誤 (work with a teammate who is your intellectual equal - this helps shorten flirtations with bad ideas)。

老人家行政資歷豐富,1989年就任美國NIH人類基因組計劃首任主管,擔任此職務至1992年;1994年旋即接掌冷泉港首任總裁。因此,在演講中也傳授許多寶貴的經驗。例如,作為科技機構主管,對機構內不必期待”consensus”﹝一致﹞, consensus不見得是好事;管理這些科技菁英,要像帶領一個棒球隊 (manage your scientists like a baseball team),意見不同,主管要多溝通,不要動輒付諸表決 (talk to people, never get vote);主管當然要有威嚴,但要做個仁慈的獨裁領導 (run a benevolent dictatorship)。不必刻意掩飾你的不悅 (don’t be shy about showing displeasure),不要動輒要求預約 (schedule as few appointment as possible)。謙虛聆聽就教是好事,但是不要一天到晚都在請益,只有你需要的當下才去做 (only ask for advice that you will later accept)。要多結交有錢的朋友 (be a friend to rich people);要多走路,它能讓你健康、沉穩與思考。
信哉此言!

3. “我寧願她被遺忘…”

可是啊,…﹝待續﹞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 the horrible American”﹞﹝之三﹞

第51號相片。

3. “我寧願她被遺忘…”

可是啊,儘管老人家在演講中,給了我們很多讓人激賞的真知灼見,但也有不少讓人打從心底訐譙﹝註:就是俗話說的 “幹譙” 啦!﹞的說法。這些說詞在Cheng-chieh Wu與Yi-Tzu Jill Tseng 的Facebook裡已有立即的報導了。他們倆人都寫得很好,文章後面一大串朋友的回應,也都可以讓我們感受到在場人神共憤的心情;較之一甲子來,老人家在各種媒體、各個場合裡,一貫的言詞輕薄女性,那天的場合如果他沒有講那些話,我才真的會擔心老人家是否生病了。君不見,他在2001年的大作 “Genes, Girls and Gamow – After the double Helix.”﹝基因、女孩、華生:雙螺旋二部曲 杜默 譯﹞裡,就有過相當“傑出”的表現,令人嘆為觀止。

讓我比較難過的是,他在講自己當年在劍橋很幸運遇見Francis Crick,兩個年輕人對於DNA充滿著想像與期待,對這個生物大分子的研究很有passion﹝熱誠﹞;所以他說,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對你的材料保有熱誠,才會成功。可是,老人家立刻話鋒一轉,沒有指名道姓,只是She來She去,說舉一girl為例,說她對研究的東西就是沒有passion,做出數據無法解釋就擱置一邊,甚至到後來還放棄,跑到別的地方去。老人家告誡我們,這樣期期以為不可。在場的人,想必沒有人會不知道他指的是誰。只是,在這個大故事裡的事實是這樣嗎?Rosalind 對她自己研究的DNA沒有passion嗎? 

翻開歷史,回想一下,1951年9月她開始操作Raymax X-ray tube、Phillip commercial X-ray microcamera 、她在精確控制X-ray繞射樣品室的溼度時,這些人在哪裡?在同年11月她照出49號相片及1952年5月的51號相片,當她正在獨自為那些數據所代表的意義而煎熬的同時,這些成果卻又都悄悄地相繼在“幾個人”的“疏忽”之下,流落到別人的手中,這才激起了這些人的passion,這廂反而回馬一槍說她沒有passion,這樣講公平嗎?至於說她擱置與放棄,我們再回憶當時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物理系的氛圍,就可以想像這個可憐的女科學家處境的孤絕。有一封從這個地方寄出的信是這樣寫的:

“…我猜你會興味盎然地想知道,我們那位黑暗女郎下週就要離開了,…現在我終於可以放下其他的雜務,專心展開行動,追擊大自然的秘密要塞…,甲板總算淨空了,我們也終於能夠集中所有人力來趕工!不用再久等了!問候大家。你們的M” 

(…I think you will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at our dark lady leaves us next week…I am now reasonably clear of other commitments and have started up a general offensive on Nature’s secret strongholds…At last the decks are clear and we can put all hands to the pumps! It won’t be long now. Regards to all.Yours ever, M)。

信中的“M”,就是寫信的人,是Maurice Wilkins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物理系﹞;“你”,是Francis Crick;“問候大家”,是問候劍橋大學物理系卡文迪許 (Cavendish) 實驗室,當然就包括Dr. James D. Watson在內了。

這是敵對陣營、競爭對手之間內鬼通外神的密函,讀來讓人扼腕!神鬼夾擊,急於去之而後快,到頭來還落個“甲板上的障礙”不夠passion的責難,夫復何言? 

老人家一直就是用這樣的手法來詆毀Rosalind。“雙螺旋” (Double Helix) 一書只是開端,迄今一甲子從無間斷,此番來台北演講只不過是再新添一筆 ─ 沒有passion之說爾爾!2003年10月9日他在另一場演講就曾經這樣講過:“我,Francis,Maurice和Rosalind那時都把我們的好奇心擺在DNA上。可是這中間是存在有差別的 ─ 是遺傳的差異 ─ 為什麼我們之間有的人的好奇心是那麼的少,而有些人的卻是那麼的多?”(I, Francis, Maurice and Rosalind focused our curiosity on DNA. There likely exists differences – genetic differences – why some of us seem to have so little curiosity and others so much.)。好一個curiosity說!好一個遺傳的差異!我的天!

Rosalind去世後,“雙螺旋”一書的出版,書內對Rosalind的描繪,讓Rosalind的父母傷心欲絕。Aaron Klug 安慰兩老說:“這本書至少確定Rosalind會被永遠記得” (the book at least ensured that Rosalind would always be remembered),Rosalind的母親沉痛的說:“我寧願她被人遺忘,也不願意她以這種形象長留人們的記憶中”(I would rather she were forgotten than remembered in this way”)。


Rosalind 的墳墓; 1958. 4. 17下葬在Willesden Cemetery in North West London Jewish East End of London. 碑文: “In Memory of Rosalind Elsie Franklin Dearly Loved Elder Daughter of Ellis and Muriel Franklin 25th July 1920 – 16th April 1958 Scientist: Her Research and Discoveries on Viruses Remain of Lasting Benefit to Mankind” 沒有沉重的DNA這個字。



一直對Rosalind執弟子之禮的Dr. Aaron Klug。198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獎人。

4. 證據、證人
在這場演講中,無獨有偶的…﹝待續﹞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 the horrible American”﹞﹝之四﹞

Erwin Chargaff (1905 ~2002)


Jerry Donohue (1920 ~1985)


4. 證據、證人

在這場演講中,無獨有偶的,也有被老人家He來He去的男性 (the man)。這就讓人費疑猜了。翻開歷史,找出1953年4月25日發表在Nature 171: 737-738 的文章 ─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我們會很清楚這些像Rosalind 一樣,被刻意扭曲的人分別就是 Erwin Chargaff 與Jerry Donohue 莫屬。

1952年7月在劍橋的某一次晚餐,Erwin Chargaff說的這段話:

“The results serve to disprove the tetranucleotide hypothesis. It is, however,
noteworthy – whether this is more than accidental cannot yet be said – that in all
desoxypentose nucleic acids examined thus far the molar ratios of total purines to
total pyrimidines, and also of adenine to thymine and of guanine to cytosine, were
not far from one.“

1953年2月28日在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建立DNA 模型到最重要的轉折點時,跟大家一起站在搭建模型架前的Jerry Donohue說的這段話:

“Why not use the keto form?” (for thymine)

這些都跟Rosalind 的49號相片及51號相片一起寫進Nature 171: 737-738 的文章裡、寫進歷史的。老人家對這些在DNA結構的證據做出貢獻的證人出手絲毫不軟,招招命中要害,讓人搖頭嘆息。Cheng-chie Wu 在他的臉書文章“大師??”寫得好:“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一個將近一甲子前的是非恩怨,還是放不下,還是不忘藉機用著詆毀別人的方式來彰顯自己”。只不過,這些證人對老人家非凡的成就而言,只有恩,哪來怨?只有是,哪來非?不是嗎?

5. 父親虧欠的身影


可是再繼續往下聽他老人家的演講,我卻不禁熱淚盈眶…﹝待續﹞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 the horrible American”﹞﹝之五﹞

那一年,他39歲、她芳齡才19。

5. 父親虧欠的身影 

可是再繼續往下聽他老人家的演講,我卻不禁熱淚盈眶,心中的困惑飆到了極點。
在演講前半段,老人家還很得意洋洋地講到,哈佛大學比劍橋大學好,因為哈佛大學有漂亮的女生 (pretty girl),所以他在那裡把自己的女助理 Elizabeth Lewis追到手,那一年,他39歲、她芳齡才19。 1968年結婚, 1970年生下長子Rufus Robert、 1972年生下次子Duncan James。 

Rufus本來是一個成績全A的優秀學生,後來罹患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16歲那年嚴重發病,偷了同學的錢,溜出醫院,躲在森林裡數日;也曾經企圖從世貿中心跳樓自殺,這些不幸的事情也都上了報。老人家自己曾經是美國NIH人類基因組計劃首任主管,在前面提到過那一場在2003年10月9日的演講,他就說希望十年內能夠解決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內的精神疾病的遺傳機制,並且發展出有效的治療方法。人類基因組計劃已順利進行解碼,他老人家做夢也沒想到過,他自己的基因組也會在他有生之年解碼完畢 ("I never dreamed that in my lifetime my own genome would be sequenced");老人家也自承,解碼自己基因組的動機有一部分是很私密為了Rufus的。可是截至目前,大部分遺傳疾病可以藉由基因治療的途徑仍然困難重重。

後來,老人家降低了音調、深沉了音質,緩緩道出,每當他看著已經40歲的Rufus,作為一個父親、作為一個曾經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主管,他總是有無盡的虧欠。這種身影,對這位向來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是極為少見的。我的熱淚,是有感於他終究還是有血有淚、會有虧欠的人。當那些基因治療的遺傳學原理仍遙不可及的時候,他只能是個無助的父親,他只能虧欠 ─ 為這一樁跟他不一定有直接關聯的不幸,發生在兒子身上而感到萬分虧欠。我的熱淚,也有感於那些跟他的態度、做法確實有直接關係的不幸,發生在別人的身上時,他﹝她﹞們就只能怨天 ─ 時耶?不能尤人 ─ 命耶?若說Rosalind福薄壽短,那麼Erwin Chargaff 因著他的 rule在這場賽事裡未獲應有的地位,性情丕變,竟而記恨DNA,終身詛咒分子生物學,這也都只能是老人家閒來順手揶揄的分量?

6. 為遺傳學留正史

演講散場,霪雨霏霏。…﹝待續﹞



“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 the horrible American”﹞﹝之六﹞

為遺傳學留正史,也給說書人自己留個紀念。第一次見到他老人家是2004年,在冷泉港他家門前,他開著他的紅色Volvo離開,我從他家門前的雪松樹上採了一個大松果留作紀念;這次聆聽他演講,我的英、法文版的“雙螺旋”簽到了他的名字﹝非常感謝Cheng-chieh Wu和Yi-Tzu Jill Tseng 幫我排隊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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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遺傳學留正史

演講散場,霪雨霏霏。我幾近虛脫地起身走出會場,做為一個長久的說書人,照理說我已夠熟稔這些大故事裡的眉眉角角,但我依舊有像極了走下雲霄飛車的感覺。一場演講,能這樣的起伏,只有這一次。我真的是很佩服這個老人,翻騰學海,信手拈來都是故事 ─ 可以讓你笑,讓你哭,要你愛,要你恨。我亟需回到以前作為說書人的持平心境。我一直在要求自己:閒談故事可以講得激情、搧情,然而一旦站上講台,那是科學發展的歷史,我們有義務為它留存正史。

有幾位長者的講話,常會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平靜:

Max Perutz 說:“華生的到來﹝劍橋﹞給我們帶來震撼性的影響,因為它使我們從遺傳學的角度來考慮我們的難題”(Watson’s arrival had an electrifying effect on us because he made us look at our problems from the genetic point of view.)。

Aaron Klug說:“她﹝Rosalind﹞用她自己的方法,距離完全解決DNA只差了一步半;…其中的那個半步是醣鏈的相反方向,那一整大步則是鹼基的配對。”(She was only one and a half steps away from solving DNA on her own ... One-half step for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chains and a whole step for the base pairs.)。

心情起伏平復之後,我重新回憶寫下這些,我很努力保持了事情的真相,假如說要有任何結論的話,那麼這種結論就是:歷史上並沒有簡單的經驗教訓,歷史不會重演,重演的乃是人的本性。事實上,我們常常是以今鑑古為多,而極少能做到以古鑑今。後起之秀,給你參考!


我們相信,老人家在他“百年”之前,還是一如往常,會繼續用這種方式,在所到之處述說著他的大故事,他那種神態,也會跟他在紐約長島的鄉間小路上,敞徉在陽光下駕駛著他新擁有的愛車 ─ Jaguar XJL ─ 一樣飄逸、瀟灑。

Dr. Max Perutz (1914~2002)。Francis Crick 在劍橋的博士指導教授。196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獎人。操作的是新型的X-ray diffractometer,跟大故事裡的那一型,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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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uar X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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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在他“百年”之前,還會跟往常一樣的飄逸、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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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1. 走下講台後,我不再是說書人,我夢想有一天能用我的方式把這些讓我一輩子感動的大故事寫出來。“那個可怕的美國人” ﹝“ the horrible American”﹞系列,算是我的“鶯聲試啼”;我發現,在講台上講故事,在瞬間選定詞語,比較具爆發力;用寫的,有時間斟酌,用字遣詞多了猶豫,文體就拘謹許多。敬請大家多多包涵,我希望自己能愈寫愈好。

2. 在過去,台灣有任何學術活動,中央研究院和台灣大學一向都是兩大高峰。這次 Watson 來台,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與陽明大學都排了演講,唯獨沒有來到台大,台大的各級“長官”的格局、能力與怠惰絕對是責無旁貸的,我在此表示沉痛的抗議!
─全文完─